几易其身，不变其心——李何林先生的革命与学术道路

金  鑫

   南开大学文学院四楼方厅伫立着李何林先生的半身铜像，那是2004年南开为纪念先生诞辰100周年设计建造的。每次从铜像前经过，都会想起前辈师长讲述的李何林先生任教南开的点滴，想起从先生著述中读到的真知灼见，想起一位革命者、研究者、从教者始终如一的求真品格。

　　一

　　李何林先生1904年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0年考入安徽省第三师范学校，在那里接触到《新青年》《向导》《新潮》等进步报刊，深受“科学”“民主”“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等新思潮的影响。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就读于东南大学的先生投笔从戎，参加革命。1928年霍邱暴动失败后，先生到了北平，加入未名社。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以革命战士的眼光审视自己读过的进步书刊，将视线落在当时无人关注的五四以来的文学论争上。

　　先生加入未名社时，“革命文学”的论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阅读了关于论战的几乎全部文章，从中选出47篇，编成《中国文艺论战》，1929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文艺思想论战的史料集，开启了我国现代文艺思想资料收集和研究的先河。

　　《中国文艺论战》也正式开启了先生文艺思潮研究的历程。1938年9月，先生与妻子迁往四川隆县教书，1939年1月又迁往江津县白沙镇，与未名社老友曹靖华、台静农同住一处。短暂的稳定，为先生整理文艺论争的文章提供了机会，1939年7月，约30万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后简称《思潮论》）编写完成，很快由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正式出版。这部《思潮论》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编写《思潮论》时的先生，已是一位经历过战斗洗礼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审视文艺论争，做出中肯评价。这成就了《思潮论》“重史求真”的学术底色。首先，先生作为文艺论争的见证者，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保证了《思潮论》内容的真实准确，这是基础性的、表层的底色；其次，先生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重视社会现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作为社会与文学间桥梁的文艺论争格外关注，赋予了《思潮论》随社会发展而演进的历史逻辑，这是思想层面的、深层的底色；第三，先生记录文学论争，不仅梳理背景和线索，还大量引用论争双方的文章，使引文间保持论争关系，更好地保存了论争原貌，体现出一种求真的述史态度。

　　重史求真的学术底色，使《思潮论》甫一出版就体现出区别于同类著述的先进性，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后来学科史上很多经验和教训都是《思潮论》奠基意义的佐证。

　　二

　　大学教师是李何林先生的一个重要身份，他曾先后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华中大学、华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任教。先生喜欢教书生活，曾多次表示很愿意当一个教书匠。

　　1952年，先生从北京调到天津，掌舵南开中文系。1957年开始担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民盟天津市委会副主委的职务，为天津文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但先生的主要精力还是在教书上，校园朴素、安静的生活，很适合研究和思考，而学生们进步、求真的热情，也与先生的精神内质相契合。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对待学生非常真诚，一字一句修改学生作业，请学生到家里做客、吃饭，调离南开、离开教师岗位后，仍经常与学生通信，保持联系，时时指导、帮扶学生。学生们回忆起先生，都会流露出敬仰和感激之情。先生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24年，在他的带领下，南开中文系不仅发展成为鲁迅研究重镇，也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特点鲜明、队伍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教研重镇。

　　先生在大学开设的课程，多与他钻研多年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和鲁迅研究有关。以研究专长开课，使得先生的课有厚度、有深度，而大学任教也使他得以深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人才的培养和发展问题。

　　1948年，先生在华北大学国文系任教时就意识到，受编写时代影响，《思潮论》与《新民主主义论》之间存在某些不吻合。经与范文澜等同事商谈，他找到问题所在，于1950年撰写并发表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文章指出了《思潮论》存在的不足，使其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与文艺主导思想的关系得到缓和，先生的文艺思潮研究也得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初创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51年，先生加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后简称《大纲》）编写组，根据蔡仪、王瑶、张毕来三人提交的大纲整理初稿。从《大纲》内容看，明显受李何林思潮论研究的影响。比如，《大纲》每一编都为社会背景设专门章节，文艺思潮所占比例超过文学创作成绩，直接反映文艺论争的章节达到十章，很多章节与《思潮论》内容完全一致。《思潮论》也很自然地被列为教员历史类参考书。可以说，先生通过《思潮论》和《大纲》使新文学在新的文艺环境下站稳脚跟，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文学课程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方向。

　　1957年，高等教育部审定并颁布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将新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先生主导编写的《大纲》正式停用。但《大纲》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批学人、第一批教学用书都深受《大纲》和《思潮论》影响，相关的知识内容和思想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传播、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格局，他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审视文坛、思考文学问题的方法和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李何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鲁迅研究贯穿了他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生涯，他的思潮研究也是以鲁迅为中心和标尺的。1976年2月，先生因在鲁迅研究方面的杰出成绩被任命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首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先生很早就接触到鲁迅的文章，对鲁迅的革命思想高度认同，并始终以捍卫鲁迅作为自己的使命。1930年选编并出版《鲁迅论》，参与鲁迅反“围剿”的斗争；在特殊历史时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战士的姿态，力保鲁迅不被歪曲利用……就是这样一个在思想和精神向度上与鲁迅高度契合的人，在鲁迅的资料整理、展览陈列乃至研究方面主动放弃了精神、思想等抽象维度的讨论，而将更多精力放在原原本本地介绍和普及鲁迅及其作品上。他非常重视对鲁迅文章字句的准确解读，提倡“以鲁注鲁”的研究方法，形成了鲁迅研究界的重要一派——“注释学派”。

　　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先生并未参加，但他对第二卷中《野草》的注释进行了修订增补，这也成为他后来出版的《鲁迅〈野草〉注解》一书的主要内容，足见增补的数量和质量。1981年出版的16卷本《鲁迅全集》，先生率领鲁迅博物馆的学术队伍参与了注释工作，注释总数达到23000余条，近240万字，体量比1958年版增加了三倍还多，可见先生对注释工作的重视，以及在注释鲁迅方面的学术功力。先生注释鲁迅文章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注重知识的精准严密，比如《我的失恋》中写到的“赤练蛇”，先生就其是否有毒、凶猛进行过细致查考，并在注释中详细说明，在1973、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更是明说了注释调整的过程；二是提倡开放的方式，听取读者意见，像《鲁迅〈野草〉注解》就是不断吸收读者意见，形成鲁迅研究文本动态性的显例。无论是精准严密，还是提倡开放的方式，都体现了先生求真的态度。在他看来，对鲁迅的阐释无上限，但准确掌握鲁迅的本意是有底线的。这正是一位鲁迅护卫者与普通研究者的区别所在。

　　从革命者到文学论争的关注者、研究者，再到文学教育者、鲁迅的坚定护卫者，李何林先生的一生在多个身份、角色间转换，这种经历和阅历后辈恐无法复制，但贯穿先生一生的探索求真的精神，却是后辈们可以铭记并继承的。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学人小传】

　　李何林（1904—1988），安徽霍丘（今霍邱）人，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创立者之一，1951年主持编定首部《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历任高等教育部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1976年奉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主持编辑《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等。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理事，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编著有《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野草〉注解》《鲁迅小说选注解》《小说概论》《中学语文鲁迅作品答疑》等。身后出版有《李何林全集》（五卷）及《李何林全集补遗》等。

　　（来源：《天津日报•满庭芳》202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