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尔康 杨帆
数字劳动关系是平台组织、数据记录、算法调度、收益分配和责任配置相互交织形成的新型劳动关系。劳动者虽然脱离固定单位和传统考勤，却始终受到派单、定价、评价和账户规则的持续影响。人工智能介入任务分配、绩效判断和内容审核，使平台控制更为隐蔽、责任边界更加模糊。由此产生的劳动关系认定难、平台责任弱化、算法控制强化和劳动者组织化不足等问题，已经超出单一部门和单一制度的调整范围。数字劳动关系治理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劳动领域的重要体现，需要把价值方向、组织基础、制度规范和协同机制贯通起来。
一、坚持政治引领明确价值方向
政治引领回答的是数字劳动关系治理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是整个治理体系的价值根基。数字技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就业空间、优化资源配置，但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实现公平。如果任由资本借助算法不断强化，劳动者就可能被简化为订单、时长、评分和流量，技术进步也可能演变为劳动强度加大和经营风险转移。推进数字劳动关系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发展与共享、效率与公平、技术创新与权益保障的关系，使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劳动者。
政治引领要转化为劳动者可以感知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围绕这一重要要求作出系统部署，明确将新就业群体定位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增进其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这种认同建立在权益得到维护、诉求获得回应、发展受到支持的实践基础之上。只有把党的价值主张落实为就业保障、劳动安全、职业发展和社会参与的具体机制，政治引领才能转化为持久的治理效能。
二、强化组织整合夯实治理基础
组织整合是劳动者表达利益诉求和凝聚治理共识的重要基础。传统劳动关系主要依托单位组织展开，而平台劳动者跨企业、跨平台、跨区域流动，工作时间和活动空间高度分散。劳动者虽然脱离传统单位，却进入平台规则与算法系统塑造的新型组织体系，由此形成技术控制集中化与劳动者组织分散化并存的状态。因此，数字劳动关系治理不仅需要规范平台用工和算法运行，还需要建立稳定有效的组织联系。
强化组织整合，不仅要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还要推动组织功能有效发挥。平台企业党组织、属地党组织、工会以及社区服务阵地，应围绕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半径和职业特点建立常态化联系网络，把生活服务、权益维护、诉求表达、技能培训和协商参与贯通起来。组织覆盖应使劳动者能够进入平台规则协商过程，获得职业转型支持，并以适当方式参与基层治理。实现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把分散流动的新就业群体重新组织起来，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三、完善制度供给规范平台用工与算法治理
制度供给是数字劳动关系治理的重要支撑。平台用工形态复杂，部分劳动者具有较强从属性，却因合作协议、外包层级等形式难以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还有部分劳动者处于标准雇员与独立经营者之间，传统制度难以提供适当保护。对此，应综合考察劳动者对平台收入的依赖程度、平台控制强度、自主定价能力和经营风险承担情况，形成分层分类的保护体系，防止用合同形式掩盖实际控制关系。
制度建设还要延伸到算法治理。平台掌握订单、数据、计价、评价和账户治理权，不能以技术中立、商业秘密或层层外包为由回避责任。凡是影响劳动者收入、机会、安全和处罚结果的关键规则，都应纳入告知说明、人工复核和争议救济等程序。平台调整派单、计价和时长预估等规则时，应充分听取工会和新就业群体的意见；发生账号封禁、算法处罚或报酬争议时，应保存必要数据并说明处理依据。只有算法权力可说明、可协商、可审查、可纠错、可追责，才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规范有序的治理效能。
四、健全协同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协同治理是数字劳动关系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数字劳动关系横跨劳动保障、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网络治理和基层服务等领域，任何一个部门都难以独立完成治理任务。应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构建党委领导、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指导推动、行业管理和业务监管部门具体推动、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属地管理的工作格局，明确平台履责、部门监管、工会协商、基层承接和劳动者参与之间的责任边界。
治理效能最终要落到基层、落到劳动者身上。既要推动社会保险接续、职业伤害保障、争议调解和基本公共服务适应跨区域流动；又要提升基层服务阵地在算法申诉、数字技能培训和职业转型支持等方面的能力；也要畅通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推动服务管理与共同治理相互促进。数字劳动关系治理是促进发展与规范秩序相统一的制度机制。只有把四个方面贯通起来，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平台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
（作者分别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全文刊发于《理论与现代化》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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