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下面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保持清醒认识、以思想史研究筑牢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强调要把握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二者的继承与发展绝非简单叠加，而是“魂”与“根”的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以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以深厚底蕴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最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下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命体。

　　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核来看，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些论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得众则得国”的民本思想高度契合。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研究审视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既以“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激活“天下为公”的传统理想，又以“群众路线”赋予“民为邦本”新的实践内涵，让文化力量转化为民族复兴的现实动力。

　　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存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与《礼记》“天人合一”、《孟子》“不违农时”的生态智慧相通；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儒家“知行合一”、墨家“躬行实践”的传统相呼应。在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提炼传统文化中的“革新”“担当”精神，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从“批判旧文化”走向“建设新文化”，避免了“全盘西化”或“文化复古”的极端。“魂”与“根”的双向互动，正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核心逻辑。

　　二、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保持清醒认识

　　深入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清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尤其要对以兴起于美国学术界的现代化理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错误论调保持高度警惕。学术界有一些人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尚未完全搞清楚，就把那一套理论简单套用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上来。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罗斯托提出来的。1960年，罗斯托出版《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以后几经修订再版。《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罗斯托企图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学术研究，用所谓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批驳并代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要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并且要代替马克思主义。罗斯托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否定马克思提出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理论。他提出要以所谓“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这五个阶段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他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统称为“传统社会”，并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和所谓现代性完全对立起来。这本书通篇都在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列宁主义，污蔑共产主义，也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直到今天，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在我国现代化研究领域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学者如不留意，就很容易受到其错误观点的误导。

　　当前，我国已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学术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两个结合”，批驳罗斯托现代化理论等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否认传统，因为现代是从传统中来的，现代与传统不是对立的。要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绵长的历史特性及其核心理念，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支撑，矫正所谓“现代性”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化范式。

　　三、以思想史研究筑牢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一直面临“西方话语主导”的困境——部分研究照搬西方史学范式，把所谓的“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忽视中华历史与思想的独特性、传承性。《中华思想通史》的研究，正是摆脱这一困境，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支撑。

　　一方面，它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框架，建构中国自主的学术逻辑。比如，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中华思想通史》不再以“西方现代化标准”评判中国思想的发展，而是立足中国实际，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作为思想演化的核心线索，这与笔者多年来主张的“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论”，即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过程高度契合。这种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范式，让中国历史学不再是“西方理论的注脚”，而是成为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质的“自主学问”。

　　另一方面，它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思想内核”。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支撑，更需要贯穿其中的思想灵魂，而“民为邦本”“天下大同”“守正创新”“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等中国传统思想基因，正是这一灵魂的核心要素。比如，研究秦汉思想史，不仅要梳理制度与思想的互动关系，更要提炼出“大一统”思想作为秦以来国家追求统一的历史基因；研究近代思想史，不仅要还原思潮演变的历程，更要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这种“从历史中提炼思想，以思想照亮现实”的研究路径，不仅让中国历史学拥有了“历史厚度”和“现实温度”，更赋予其坚实的“话语底气”，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四个自信”。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是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当我们能够以自主话语阐释中华思想的发展规律，从历史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就能真正实现“以史育人、以史铸魂”，这既是中国特色历史学建设的最终目标，也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建立中国特色历史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需要接续奋斗的长期任务，必须坚守唯物史观立场，深耕思想史研究，让历史照亮未来，让思想引领征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民族复兴贡献更多史学力量。